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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姐心水论坛111555:劉勁:關于假新聞現象的啟示

劉勁 吳荻

高手心水论坛欢迎阁下光临 www.jyron.icu 特朗普成功當選,英國脫歐公投取勝,“后真相”一詞以超高使用頻率被《牛津詞典》冠以“2016年度英文詞匯”之首,并自此頻繁見諸于各大媒體與學術討論。“后真相”揭示了這樣一種現象,即在形塑公共輿論的過程中,訴諸情感與個人理念可能比客觀事實更加有效。盡管黑澤明早在1950年的《羅生門》內即闡釋了這一特征,而半個多世紀之后,以facebook為代表的社交網絡占據了信息分發的絕對主導地位,部落形態的輿論結構,愈發凸顯,且影響力深遠。

虛假新聞肆意正是“后真相”現象的一個縮影,它們共同折射出人類認知能力的局限與共識機制的脆弱;尤其面對日益精進的技術發展,我們如何保持獨立思考?如何堅守理性決策?挑戰愈發嚴苛。

希望本文探討的問題與思考角度,啟發大家檢視自己探尋真理的鑰匙,并對相關從業者研判趨勢提供參考。

 

人類大腦被兩大思維體系主導

Daniel Kahneman和Amos Tversky的研究結果發現,我們的大腦行為反應模式大致分為兩種:感性模式和理性模式。感性模式通常是快速的、不費腦力的,多依賴情感來進行決策判斷;理性模式則是大腦有意識地進行一種嚴謹的,需要投入更多腦力的思考模式。

感性模式通常是為了獲得情感滿足。在感性模式下,我們臣服于某種信念大多是因為它可以減少焦慮(降低不確定性),從而獲得心理舒適。最典型的例子是宗教,信徒通過對宗教的虔誠信仰,內心的痛苦、焦慮得到了極大舒緩。而人類大腦在思考時常常偏好走捷徑,默認以最簡化的方式處理問題,心理學家把懶惰的大腦稱之為“認知吝嗇鬼”。

理性思辨則讓我們客觀地理解世界,并據此獲得可靠的結果。例如,當我們選擇信賴某種藥物與否,最核心的判斷標準是它對特定疾病的治愈率到底是多少。而這種對客觀結果的穩定預期,正是我們堅守理性最重要的收益。

 

感性系統非常普遍

人類生活的世界充滿不確定,不確定往往引發焦慮。其中,以與死亡相關的苦難,最為影響廣泛而深刻。縱觀各大宗教,無一例外地將生死觀作為教義的核心。例如,西方的同源宗教猶太教、基督教和伊斯蘭教將幸福的來世作為萬能的神給予信眾遵循教義、教儀的允諾;東方的印度教與佛教則推崇通過虔信與苦行獲得自我解脫,超脫生死。盡管身處科學極其發達的今天,宗教的號召力依然強大(2015年皮尤研究中心調查顯示全球宗教人口約61億,年均增速約1.2%),正是在于其巨大的情感實用性(降低焦慮,獲得內心舒適)。至于不同宗教的信眾多寡則主要由其具體的規則不同而定。比如最早的一神教猶太教,因其為排他性民族宗教,至今規模未超過1000萬人。而基督教與伊斯蘭教則是開放宗教,并鼓勵信徒傳教以吸納更多信眾。二者目前在全球范圍內的信徒數量高居一二(2015年皮尤研究中心調查顯示基督教和伊斯蘭教信徒分別占全球總人口的31.2%和24.1%),且擴張仍在繼續。而佛教受眾遠少于基督教與伊斯蘭教,主要在于其被認為是無神教,即強調修行以獲頓悟,進而實現自我救贖,這無疑對個體要求過高,以至困難重重。

當尋求情感治愈成為迫切需求時,理性思辨只能退居二線。即便情緒應激源缺位,感性思維仍然很容易主導我們的決策判斷。如前所述,大腦的認知資源有限,感性思維模式耗費的腦力相對更少。已有研究表明,對假新聞的易感性主要由人的惰性思維導致,高認知能力者能更好地甄別真假信息(Pennycook & Rand,2018)。當出現新的證據表明初始信息不正確時,低認知能力者更難改變由錯誤初始信息所形成的固有態度(Roets, 2017)。

騰訊較真平臺2017年4月發布的《謠言易感人群分析報告》顯示, 易感人群集中于兩大類特征范疇:教育程度低(缺乏理性思維訓練)及大腦功能不健全或退化(比如未成年人及老年人)。而易感人群恰恰是假新聞擴散的主要節點。對這些節點的識別與信息篩選將是控制假新聞傳播的最有效方式。 

 

科學理性則十分困難

理性的本質到底是什么?其實正是概率推理邏輯。在理想狀態下,信息充分,客觀概率(古典概率)得以被計算。但有限信息才是現實生活中的決策常態。而貝葉斯定理恰恰在告訴我們,面對有限信息,如何實施理性:即在先驗概率的估計上,不斷通過新數據(信息)來修正結果。

它的數學表達如上,可簡述為:后驗概率(新信息B出現后A發生的概率)=先驗概率(A發生的概率)×可能性函數。先驗概率是根據已有的知識和經驗得出的概率分布,可以認為是主觀判斷,或者沒有約束條件下,發生某件事的概率??贍芐院蚴塹髡蜃?,即由新增信息B帶來的調整,以使先驗概率更接近客觀概率(真實概率)?;謊災?,當新信息B出現,A事件的概率被重評,并由此得到二者相關程度的測度(進而為B導致A-因果關系,提供參考)。

當然,稍加思考便會發現,上述理性方式依然過于理想:1)、我們得到先驗概率的過程太粗糙;2)、我們能夠接觸到的用于修正結果的新數據太有限;3)、即使數據充分,我們也很可能不具備運算能力或者無知算法。單因子條件下對可能性函數的運算是簡單的,但當信息復雜多維時,計算難度可想而知。

但是理性思維本來就異常困難?;叵肴死嗦さ拿擅潦逼冢ū匆端茍ɡ砦適烙?8世紀),類似祭天求雨的荒謬歸因,綿延近千年。雖然古希臘的思辨哲學被普遍作為科學理性的啟蒙,而真正推動現代科學發展的標志性事件是:1)、古騰堡在歐洲發明活字印刷術,自此印刷品成本驟降,產出速度大幅提升,印刷品數量陡增(數據大幅增加-信息技術發展的遠古版本);2)、弗蘭西斯?培根建立科學實驗方法論,明確提出“科學研究應首先從適當類編過的經驗出發,由此抽獲原理,再經由帶有目的性的創造(實驗)驗證或者修正”(算法確立)。這些事實都一再重申著理性思維的嚴苛條件,即只有足夠的數據與合理的算法(以及充分的算力),才可能實現。

既然個體兼具數據、算法、算力,如此困難,借助外部參照物便成為理性決策的次優選擇。尤其在自己不擅長甚至陌生的領域,借力更加重要(當然前提是我們明確自己的“知之”與“不知”)。外部參照物主要分兩類,一類是權威,以知識密集型的科研工作者為典型代表。比如針對轉基因食品是否有害這一問題,大部分人選擇相信領域內科學家的判斷;另一類則是其他人的數量,即A相信某件事與否取決于相信該事件的人數多寡。比如,羊群行為通常是基于信息瀑布的理性決策產物。

但是,權威就一定科學?其他人的判斷就一定理性?

 

外部參照物也可能偏離理性

共識產生的方式有兩種:一種是中心化的方式,依靠精英階層/權威間的辯論形成結論;另一種是去中心化的方式,即通過全體公眾透明討論、民主投票形成共識。

傳統媒體和學術期刊是典型的中心化共識的產物。以美國為例,以紐約時報為代表的傳統媒體向來堅持精英管理,編營分離;且不同傳統媒體主張各異,形成較為充分的對話與討論環境,由此達成較為廣泛的群體共識;學術期刊則是科學界達成共識的重要媒介,文章的發表依賴于同行評議制度,即由相關領域的專家共同評判研究成果的質量。

但近年來,小保方晴子、韓春雨等學術丑聞頻發,意味著權威同樣存在問題。2016年5月,《自然》雜志的一份專題報告指出當前實驗科學的重復性?;盅現兀ú斡朐諳呶示淼韃櫚難芯咳嗽敝杏?0%認為實驗研究存在可重復性?;?,其中52%認為實驗研究的可重復性?;窒災?。對實驗科學而言,可重復是最基本的原則。研究結果的低重現率意味著研究本身的可靠性及預測率都大打折扣,學術共識已在偏離理性。

報告內同時列示了造成可重復?;腦蛑饕ㄆ瞇月劬?、發表壓力等。這些現象其實在說明,在中心化的共識系統下,共識擁躉往往代表著巨大的利益,由此將大大削弱他們挑戰既有共識的動力,甚至放任確認性偏見在研究過程中的角色;而其他成員又容易受到前述利益的誘惑,而放棄批判性研究的立場,甚至轉而通過跟風研究實現站隊,以期分得既有利益的一杯羹。

更糟糕的是,權威共識系統之間的制衡正在減弱。傳統媒體時代,精英媒體對學術權威、政界權威施予壓力,即便存在利益博弈,也能通過權威間的相互制衡,最終形成偏離理性較小的共識結果。然而,互聯網徹底打破了舊有的共識形成范式。社交網絡可以讓權威高效的直接接觸大眾,進而馴養粉絲,而粉絲數量代表著龐大的利益,進一步鞏固著意見領袖與粉絲的關系。當權威可直接由“粉絲供養”,輿論結構嚴重部落化,“部落”間的溝通愈發艱難,而權威系統間的對話似乎也不再必要,原有的制衡關系被打破。

縱觀全球主流社交媒體,廣告無一例外是其收入的最重要來源。近五年,Facebook的廣告收入占其總營收的90%以上,Twitter該比例為80%。新浪微博及門戶的廣告收入是新浪整體收入的最主要來源。廣告收入也已成為騰訊營收的第二架馬車,近三年年均增幅達50%。廣告能力與粉絲數量、質量直接相關。無論在中國還是美國,社交平臺賬號的粉絲數越多,其發布廣告軟文的價格也就越高;粉絲互動越活躍,廣告價格越高。

再說另一種外部參照:其他人的數量,即A相信某件事與否取決于相信該事件的人數多寡。在個體信息有限的情境下,序貫決策的后序者通過前序者行為(新數據)來修正先驗結論,其實是一種理性過程。但問題是,它的假設太過嚴苛,即前序決策者均為理性,于是使得真實結果往往與理性相悖;更有甚者,一旦發現這一結果有利可圖,便會刻意操縱前序決策者數量以得到期望的跟隨效果(比如雇傭排隊),致使整體效用進一步脫離理性?;チ閌祜斯嬖?,通過利用虛假賬號營造虛高網絡流量來進行套利。平臺雇傭大量真人或機器制造點贊、轉發等互動行為,使該信息在傳播中獲得更大分發權重的同時,讓后續信息接收者更容易相信該事件。

而且水軍現象在全球互聯網領域都非常普遍。微博上明星賬號的真實粉絲數占比關注總數大概是30%-40%。據艾媒咨詢調查顯示,2017年微信上80%左右的自媒體存在刷量行為,且刷量數據是真實數據的近4倍;兩組數據較之2016年,均在惡化。Twitter Audit表示Trump的twitter粉絲中59%為虛假賬戶;據《華盛頓郵報》報道,Twitter 2018年5、6月清理的可疑帳號數量超過7000萬個。Facebook則在2017年報里披露虛假賬戶約占MAU(20億)的3%-4%,約6400萬~8500萬。Facebook首席運營官 Sheryl Sandberg表示2017年10月到2018年3月期間,Facebook已經刪除13億虛假賬戶,但虛假賬號的增長速度仍快于官方刪除速度。

更令人擔憂的是,平臺對水軍現象甚至問題信息排查,都缺乏足夠的動力。網絡炒作的獲利者包括自媒體(及其背后的金主)及網絡媒體平臺。前者通常通過生產內容為后者鞏固或增加流量,后者通過廣告主資源為前者帶來收入?;謊災?,二者的商業模式都嚴重依賴流量。于是,前述監督行為往往僅為滿足基本的監管要求而已,過分監督將損害其立命之本。所以,當前的網絡環境,依靠競爭將很難抑制虛假信息(甚至會加劇虛假信息、低俗內容的傳播),更可行的方式:一是政府加大監管,增加造假成本,尤其應針對惡性網絡炒作行為進行嚴懲;同時鼓勵權威以更開放的模式建立共識。精英階層應保持更加開放的精神,充分的溝通、辯論,秉持科學的方法論,警惕被利益捆綁。

無論“后真相時代”還是虛假信息泛濫,這些現象都在警示我們理性決策困難重重,尤其面對愈發迅速的智能技術演進,保持獨立思考更應是精英階層最基本的勤勉。重續以下要點以作結:

人要做到科學、理性很不容易;感性是普遍的,理性是有限的;但是社會必須做到理性,才能保證良性的發展結果。
社會理性依賴權威之間的辯論來產生衡量對錯的標準。
傳統媒體、學術期刊是維持權威間公平公開辯論的平臺。
互聯網改變了權威的生存方式,可以直接由粉絲供養。權威失去了制衡,可以肆無忌憚地讓利益最大化。算法使易感人群直接參與假新聞的傳播擴大。
杜絕互聯網虛假內容的幾種方式: a)行業競爭(目前階段效果較弱);b)政府監管,增加造假成本;c)權威共識在更開放的模式下建立(核心手段)。

致謝

黃晴宇為長江投研中心TMT方向研究員,本主題主要負責媒體行業研究及科學起源研究;馬國鳳為長江投研中心TMT方向研究員,本主題主要負責大腦認知模式研究及宗教起源研究。同時,感謝研究過程中周曉暢、楊讜峰、李雨佳、狄瑞、楊思思、李子妍給予的智力支持。

References

[1] Baker, M. (2016). Is there a reproducibility crisis? A Nature survey lifts the lid on how researchers view the'crisis rocking science and what they think will help. Nature, 533(7604), 452-455.

[2] Bikhchandani, S., Hirshleifer, D., & Welch, I. (1992). A theory of fads, fashion, custom, and cultural change as informational cascades.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100(5), 992-1026.

[3] Pennycook, G., & Rand, D. G. (2018). Lazy, not biased: Susceptibility to partisan fake news is better explained by lack of reasoning than by motivated reasoning. Cognition.

[4] Roets, A. (2017). ‘Fake news’: Incorrect, but hard to correct. The role of cognitive ability on the impact of false information on social impressions. Intelligence, 65, 107-110.

文章來源:《財新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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